毫达法坛 I 对《人民法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的最新解读
作者: 孙顺发 发布时间: 2026-10-2202026年10月发布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下称《条例》),核心逻辑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追责的关键,不在于案件结果是否被改变,而在于法官履职时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并造成严重后果”。一般过失、办案瑕疵,乃至依法履职下的改判,均被明确排除在追责范围之外。
一、制定背景与对司法腐败的作用
出台《条例》的直接背景有三:一是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审判权运行中;二是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司法责任制;三是填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法院内部对司法行为追责实体标准的制度空缺。
对司法腐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从“结果追责”转向“行为追责”。它精准打击的是故意枉法与严重失职,例如隐瞒、伪造证据,或违背合议庭评议结果裁判,而非对所有改判案件进行泛化追责。这有助于把追责资源聚焦于真正破坏司法公正的行为。
二、追责与不追责的法定界限
应当追责,限于两类行为:
1. 故意违反审判职责(《条例》第八条,八种情形):主观上“明知故犯”,如适用法律明显错误、隐瞒或伪造证据、未经合议庭评议擅自裁判、严重侵犯诉讼权利等。
2. 重大过失造成严重后果(《条例》第九条,八种情形):主观上存在严重疏忽,且后果严重,如因重大过失错误采信证据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遗漏主要证据导致裁判错误等。
不予追责,包括两种情形:免予追责(违反职责但情节轻微,且有主动交代、挽回损失等从宽情节)与不予追责(仅有办案瑕疵,不影响裁判正确性与效力)。即使免予或不予追责,仍可能被谈话提醒、批评教育或诫勉。
三、二审改判与一审法官责任
改判本身不自动触发追责。 《条例》第二十条明确,审判人员依法正当履职,即使案件被改判或纠正,也不得作为错案追责。典型的不追责情形包括:对法律条文理解存在合理分歧、因新证据出现而改判、因司法解释或政策调整导致结果变化等。
只有当一审法官在原审中即存在故意违反职责,或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才可能因改判而被追究。改判是发现问题的“线索”,而非追责的“依据”。
四、违反程序法与实体法的追责触发点
并非所有程序或实体错误都导致追责,必须达到“故意”或“重大过失+严重后果”的门槛:
· 程序法方面: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办理案件(故意);无正当理由严重超期造成严重后果(重大过失)。
· 实体法方面: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故意);认定事实错误、违反证据规则错误采信证据,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重大过失)。
五、未采纳律师辩护意见与非法证据排除
这两个问题遵循同一判断逻辑:不能仅凭“未采纳”或“未排除”本身追责,必须结合主观状态与后果综合判断。
未采纳律师意见:如果法官依法审查后,在裁判文书中说明了不予采纳的理由,这属于审判权的正常行使。但如果法官故意拒不审查、或严重疏忽导致遗漏关键辩护证据,进而造成错案严重后果,则可能落入“重大过失”甚至“故意”的追责范围。实务中已有法官因未依法审查证据、拒不采纳合理无罪意见并造成严重后果,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极端个案。
非法证据排除未尽职责:如果法官明知是非法证据而故意不予排除,并作为定案依据,属于故意违反职责。如果因重大过失(如严重疏忽导致应当发现的非法证据未被审查)错误采信,并造成严重后果,则可能触发《条例》第九条的追责情形。关键仍在于能否证明“故意”或“重大过失+严重后果”。
六、人民群众的监督渠道
群众如果认为司法人员违反审判职责,可以向相关法院督察部门投诉举报,最便捷的渠道是通过“人民法院违纪违法举报中心”平台(jubao.court.gov.cn)进行网络举报。此外,法院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案件、质量评查中最差等次案件、引发重大舆情的案件等,本身就是内部启动追责的线索来源。
七、对办案积极性的影响
《条例》在设计上试图消除“多办案多担责”的顾虑。它明确划定了“依法履职不得追责”的安全区(第二十条七种情形),并规定对遭受不实举报、诬告陷害的法官,法院应会同有关部门澄清正名,追究诬告者责任。其制度意图是:将追责限定于故意或严重失职,使法官在依法独立裁判时,不必因合理的法律分歧或新证据出现而担忧被追责。
八、执行环节与院庭长监管责任
《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专门单列的两类追责情形。理解这两部分的关键,仍然回到同一个逻辑:追责的基础是“故意违反职责”或“重大过失+严重后果”,而非单纯的执行结果或监管结果本身。
执行环节的追责:聚焦五类具体行为
《条例》第十条将执行中的追责情形具体化为五类:
第一,错误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执行标的。 这是最典型的执行错误,但追责仍需证明主观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并造成严重后果。
第二,明显超标的查封、扣押、冻结,或明显超出诉讼请求范围采取保全措施。 关键在“明显”二字——依法定程序采取保全,即使事后被认定金额偏高,属于裁量范围,不当然追责。
第三,违规暂缓执行、中止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终结执行。 这些程序性决定直接影响当事人权益,无正当理由或违反法定条件作出的,可能触发追责。
第四,违反执行案款收发、管理制度。 这是实务中的高风险领域。典型案例中,执行局书记员截留执行款86.3万元,执行局局长苗某因“未严格审核把关、未实时核对监管”被追责,分管副院长李某因“账号保管不善、未严格履行审核责任”被追责。
第五,其他在案件执行中违反审判职责的情形,作为兜底条款。
从典型案例还可以看到,执行环节的追责对象不限于执行法官。司法技术人员在评估拍卖中不履行监督职责,同样按执行环节的违反审判职责行为追责;执行辅助人员超越职责或违反法官指导意见的,由其自身担责。
院庭长监管责任的认定:三类追责情形与一条免责边界。院庭长的责任,不是对合议庭或独任法官办案结果的“连带责任”,而是对其自身监督管理行为是否合规、是否尽职的评价。
应当追责的三类情形:
1. 利用监管职权,违规改变审判组织或审判人员的办案意见,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
2. 违规干预、插手或过问他人正在办理的案件,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
3. 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怠于履行或者不当履行监管职责,造成严重后果。
典型案例中,执行局局长将办案系统账号密码交由书记员管理、对案款发放不严格审核,副院长对账号保管不善、审核流于形式——这些都属于“怠于履行或不当履行监管职责”,而非对执行结果本身追责。
免责的核心边界: 《条例》同时明确,虽有严重后果发生,但院庭长依法依规履行了监管职责,尽到了必要注意义务,且能够作出合理解释的,不承担监督管理责任。这条免责条款的意义在于:不能以“出了严重后果”倒推院庭长必然失职,必须回到其监管行为本身是否合规、是否达到了合理注意标准来判断。
两者的共同底层逻辑:权责一致,而非结果倒推。执行环节与院庭长监管责任的认定,共同遵循《条例》第十三条确立的按审判组织权限和职责分别确定责任的规则。例如,独任法官、合议庭按照院庭长阅核后的意见改变裁判结果的,庭长与审判组织共同承担责任,院庭长主要承担监督管理责任。这表明院庭长的责任与其监管权限和实际介入程度相匹配,而非一概而论。
对执行人员而言,依法定程序采取的执行措施、在裁量范围内的判断,即使事后被纠正,也不当然追责;对院庭长而言,监管留痕、审核到位、对异常情形作出合理应对,是划定免责边界的事实基础。追责的焦点始终是行为本身的合规性与注意程度,而非单纯的结果是否“出错”。
九、其他需要留意的核心问题
追责对象全覆盖,且终身负责:不仅包括法官,也涵盖法官助理、书记员、执行员乃至负有监管职责的院庭长;无论是在职还是已退休、调离,均在其列。
责任划分遵循权责一致:独任制、合议庭、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按各自职责合理划分责任,避免“集体负责等于无人负责”。
处理方式分层:根据过错性质与情节,可单独或合并适用组织处理、党纪处分、处分;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纪检监察或检察机关。
总体来看,《条例》的实质是 “精准追责”与“履职保护”的平衡:对故意枉法和严重失职保持高压,同时为依法独立裁判留出制度空间。其实际效果,将取决于“故意”与“重大过失”在个案中如何被审慎认定,以及“依法履职”的边界能否被稳定地遵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