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组织急需更多“帮助”。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昨天，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进入了第三天，有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规范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建议》的提案。在大会现场，青年报记者“抓”住了市政协委员、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杨雄，这位长期研究社会组织的专家向本报独家提供了一份已上报有关部门的名为《关于政府转变职能，加快培育社会组织的几点思考建议》的调查报告，并述说了有关社会组织的真知灼见。

总结2个“凡是”，

杨雄点评政府工作报告

“其实上海是最早提出要开放社会组织登记制度的，但现在广东已经开放了八类了，上海还没行动。”市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杨雄说。

“我们应该大力鼓励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重点培育自治性、公益性社会组织。我们应该引导社会组织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深圳已放开8类社会组织，全国对社会组织放松管制改革要尽快跟上。”他建议，向社会组织开放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社会空间。

记者在交谈中发现，专家杨雄手拿市长杨雄前天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并且在第20页、23页、24页上做了标注。

“探索社会组织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动和社会活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努力把该放的权放开放到位，把该管的事管住管好”、“创新政府服务管理方式，更多运用市场化、社会化、信息化方式提高行政效率。扩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试点，把为老、助残、济困等服务项目纳入购买目录，充分发挥社会信用体系规范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的作用”……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上的话，他解读为2个新“凡是”：凡是市场能做的就让市场去做，凡是社会能做的就回归社会。“除了基本的需要政府兜底的公共服务，比如就业、养老、贫困救助等等，一些准公共服务为何不能放开？养老机构、康复机构等，让市场力量来运作，有何不可呢？”

建立评估机制，

开展事后事中监管

据市民政局统计，截至去年10月底，本市共有社会组织约11338家，除了互益性社会团体，非营利性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共有7430家，约占社会组织的66.9%。

不过，对于完全放开社会组织登记的说法，原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社会组织的登记需要门槛，但这种门槛并非是在登记上为难社会组织，而是需要一种筛选。“有人心血来潮就想组建一个社会组织，而不是真正扎根于这一事业。作为业务主管部门需要有限度地放开登记。”

对此，杨雄建议要采取“先松后紧”的办法，比如建立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体系，给社会组织评星级，由政府对它们进行监管，建立事后事中的监管，一旦发现有假慈善的情况发生，就可以发黄牌、红牌，将它们逐出公益圈。此外，还要对社会组织的人员素质、项目进行评估，晒账目清单。

“政府管理理念、方式必须及时转变，不能再以不变应万变。另一方面，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都较重视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但从实际情况看，由于社会组织发育良莠不齐，导致大部分资源依然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中。”杨雄指出。

建议加快出台

公益社会组织免税政策

去年9月份，首批13位放弃高薪、立志改变世界的“青年创益家”们接受七天的集训和3个月的培训，其中有的人打算投身公益事业。

但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几个月后，有个别人退缩了。刚刚当上爸爸的小汪曾自主创业，但失败了，欠了数万元的外债。在沉重的家庭负担面前，想要推广环保农田、有机食品的他不得不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养家糊口。在三思后，他暂时不考虑创立NGO组织，转而加入一家有机食品的推广公司，学习更多的技术，希望等经济宽裕后，再考虑公益的事。另一位年轻的女孩小唐同样遇到了资金瓶颈：我每次搞活动都想着平衡收支，但很困难。

事实上，还有部分NGO都曾为税收问题头疼，譬如上海静安区青年预防艾滋病服务中心总干事卜佳青。

对于这些公益人的困惑，杨雄能深深理解，有的社会组织甚至参照工商登记来纳税，大部分是不免税的，他在自己的“专家报告”中建议“要加快出台公益社会组织免税、互助性社会组织税收优惠政策。并允许公益类基金会适当提取工作经费，明确百分比，并写入法规。”

“社会组织需要孵化、扶持，否则它们中的一些发育不起来，有的建立了几年就倒闭了。”杨雄说。

他还建议，明确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目录、公共服务的国家基本标准。如像深圳、杭州上城区做法：以制定具体职能管理标准、构建政府职能标准化体系为基础，明确购买范围、指导目录。用信息化技术促进服务标准化工作，规范服务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