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AI生成的图片、视频等著作权归属问题成了目前的热点，从法律的角度该怎么去保护和维权成了当务之急。

著作权认定的核心条件是保护所需的前提条件，根据我国司法实践，AI生成内容是否享有著作权，关键在于看其是否具备独创性和人类智力投入。北京互联网法院和武汉东湖高新区法院的判决均指出，若AI生成的内容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化选择和智力投入（如调整提示词、参数、风格等），则可认定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例如，原告通过反复修改提示词生成图片的过程，被法院视为“智力创作活动”，因此享有著作权。

从客观属性来讲，AI工具具有辅助性与人类主导性，法学专家丛立先认为，当前生成式AI本质上是人类创作工具，类似传统工具（如相机、画笔），其生成内容的核心仍依赖于人类的构思与控制。因此，AI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于操作AI的自然人，而非AI本身。但有例外情况，并非所有AI生成内容均受保护。若生成结果缺乏独创性（如机械性排列组合或唯一表达形式），或未体现人类干预（如完全自动化生成），则可能无法认定为作品。

AI训练数据权益的保护挑战与路径方面，数据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很重要。AI公司使用未经授权的版权内容（如新闻文章、艺术作品）训练模型，可能构成侵权。例如，谷歌因未经许可使用法国出版商内容训练AI模型被罚2.5亿欧元，《纽约时报》起诉OpenAI非法使用其文章作为训练数据。在隐私保护上，根据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平台需明确告知用户数据用途并获得同意。X公司因默认收集用户数据训练AI模型，被要求永久停止处理欧盟用户数据。

解决方案与治理框架方面，有的专家提出了收益分享协议论，学术界提出通过合作博弈论（如Shapley值）分配版权收益，确保数据提供者获得合理补偿。从立法与合规视角看，欧盟《人工智能法案》要求数据使用透明化，我国需加快完善数据合规立法，平衡创新与权益保护。技术手段上，平台应加强数据来源审核，区分公益性与商业性用途，避免滥用公开数据。

利用AI造谣的法律责任有行政处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散布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可处5-10日拘留及罚款。例如，王某通过AI合成地震谣言被行政拘留。更严重的则承担刑事责任，若造谣行为情节严重（如引发社会恐慌或重大经济损失），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或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例如，上海警方查处3人团伙利用AI生成虚假医疗谣言，控制500余自媒体账号牟利，涉案人员被刑事拘留。

司法建议平台与创作者的责任制。平台审核义务需优化AI内容标注机制（如显著标识“AI生成”），并建立快速辟谣与删除机制。创作者合规方面，使用AI生成内容时需遵守《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禁止恶意拼接、扭曲事实。

针对AI生成内容的著作权是否受到侵权，主要是看相关侵权的证据，并通过庭审质证才能确定，司法实践中的难度在于取证方法及关键证据的认定。调查取证时，首先要看创作过程的完整记录，即提示词与参数的设置，包括需保留输入的具体提示词（包括正向和反向提示词）、参数调整记录（如风格强度、分辨率、迭代次数等）。例如，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AI文生图”案中，原告通过展示多次修改提示词和参数的证据，证明其智力投入。  其次是垫图与人工修改，若使用垫图（参考图）或后期软件（如Photoshop）调整，需保存原始垫图文件及修改步骤记录。例如，常熟法院案例中，原告通过展示PS修改日志和AI工具迭代生成的中间文件，成功证明独创性。 生成日志与时间戳也可看出，如部分AI工具（如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会生成操作日志，需保存以证明创作流程的连续性。

对比分析法也是认定独创性的证明，提交AI生成的初始版本与最终版本的对比，说明用户通过调整实现个性化表达。例如，苏州中院案件中，原告因无法再现相同图片且缺乏原始记录，被认定独创性不足。  可引入技术专家对生成过程的独创性进行鉴定，例如分析提示词的复杂程度、参数设置的独特性等。另外，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AI生成内容需显著标注，但此标识不影响著作权归属，仅用于公众知情权。 部分AI工具的用户协议明确生成内容权属归用户（如Midjourney），需保存相关协议作为权属证据。

收集证据的目的主要是用于庭审质证，所以这些证据需要围绕以下要点进行。首先是独创性的争议，需证明用户对生成内容具有“实质性贡献”，包括提示词的独创性（如是否仅为通用描述）、参数的个性化调整等。例如，美国版权局在Midjourney案中认为，简单提示词无法体现控制权，需结合多次修改证明主导性。  被告可能抗辩生成内容为“机械性成果”（如输入通用词导致结果雷同），原告需通过证据链反驳。其次是实质性相似比对，需通过专业工具对比被诉作品与原告作品的构图、色彩、线条等要素，证明“接触+实质性相似”。例如，常熟法院案件中，被告图片与原告作品在细节上高度一致，仅存在裁剪差异，构成侵权。最后是证据链完整性，法院倾向于要求提供从构思到成品的完整证据链，包括操作日志、中间文件、修改记录等。缺乏原始记录的案例（如苏州中院案件）往往因证据不足败诉。

从AI生成著作权保护的主要法律依据与司法标准视角看，法律依据有《著作权法》第三条：作品需为“独创性智力成果”，AI生成内容若体现人的独创性投入（如提示词设计、参数调整），可认定为作品。《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强调创作是“直接产生作品的智力活动”，排除纯机械性成果。司法实践标准以过程控制+结果独创”双重标准：法院要求用户对生成过程具有控制力（如多次调整提示词），且结果体现个性化表达。例如，常熟法院明确“过程控制”为认定著作权的关键。  主体适格性方面，AI工具无法成为作者，权利归属于开发者或使用者，需依据贡献程度判断。例如，北京互联网法院将权利归于使用者，而杭州中院在虚拟数字人案中考虑开发者贡献。

目前，国际与国内政策动态上，美国版权局标准强调用户需对生成结果具有“主导控制”，单纯努力（如多次尝试）不构成独创性。  中国司法趋势是最高法已启动AI生成物著作权调研，未来可能细化“独创性”认定规则，平衡技术创新与权益保护。

综合以上内容可知，目前著作权保护的趋势是司法实践逐步认可人类主导的AI创作，但需进一步细化“独创性”标准；需通过立法与技术手段协调数据利用与版权保护，推动数据共享机制；加强跨部门协作，提升公众对虚假信息的鉴别能力，同时完善平台责任体系。未来，随着AI技术发展，相关法律需动态调整，以应对新型挑战（如强人工智能的版权归属问题），并确保技术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